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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来的于干事是从爵溪边防派出所调过来的。
他当时27岁，是和徐干事同一批从公安转为现役的，也有插队支农的经历。
个子不高，1米7不到，长得白白嫩嫩，象个书生。
据他自己说当知青时打过铁，所以他时常和长得比他魁梧的邱士良他们比划手劲，别说还真的不是他对手。
他是象山本地人，已经结婚，老婆在商业部门工作，那时啥都凭票才能买，商业部门很吃香的。
他父亲是南下干部，在县上某个部门当过领导，是个干部子弟。
因为领工资、报差旅费，以及购买一些军供物资，时常到我办公室来坐坐。
对所里的后勤工作，特别是伙食管理方面也比较关心。
感觉他比较重视协调当地的各种社会关系，可能与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在爵溪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作过有关。
来所里没几天的一个晚上，他就叫上我去了当地钱仓村的书记家里。
书记姓张，30多岁，在县团委工作过，任过兼职领导，在当地很有威信。
他的哥哥是塗茨公社的书记，也是我们辖区范围内的领导。
因为天热，我们就在屋前一起乘了会凉，聊了一会天，顺便就把所里缺点生煤的柴火的事说了一下。
张书记满口答应，让我们改天到附近的山上去砍点松树的树枝。
几天后，我们一起在北门外的山上砍来上千斤的松树枝，堆在所后面围墙的墙角，备足了柴火。
那次上山我不小心扭了一下脚，伤得比较重，右脚碗部位肿得象馒头，是大家轮流把我背回所里。
曾根友把我处理以后贴了一阵子的伤膏，也没好好去治，很多年以后还有点影响。
我秉持一颗纯真的心，开流节支，全力搞好后勤保障和服务，营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。
我的办公室也成了大家闲谈聚会的地点，尤其是发工资拿补助那些日子。
张国兴前一阵子回家探亲时，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对象，需要回信时，总会来我这，大家轮流看信，给他出出主意，最后我来搞定。
邱士良家里也给他物色了一个对象，是个小学老师。
他把女老师的照片和信拿给我们看。
他觉得对方略为成熟了点。
女老师表达了从小崇拜军人的心结，并引用了但丁的那句名言：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！”
我们觉得邱士良只是一个义务兵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人家总是吃国家粮的教师，都赞成他们处下去。
海宁来的这批老兵，年龄都偏大，基本都比我大4岁。
农村里23岁的男孩没对象，家里都急的，他们老家同龄人很多都已经结婚了。
另外，他们这批兵已是第三年，面临走与留的问题，按照当时解放军部队的规定，士兵未经军校培训一律不淮提干。
而我们属于公安部管，适用什么政策不明确，最大的问题是干部严重缺编。
人人都有想法。
同龄兵之间聊这些问题又太敏感，于是都喜欢到我这里来吐嘈。
我这人也不背后说三道四，显得老成一些。
有一次去电影院值勤和工作人员猜年龄，那人猜我27岁，差了足足8岁。
或者是由于穿了警服的原因，或者是这近一年确实操劳了一些。
太多的事都是在独自的摸索中慢慢弄明白。
等我第一次参加支队组织的后勤培训已是从事后勤工作大半年以后。